后记 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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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思考，其中不少观点和流派针尖对麦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说明了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思考的层次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得以充分暴露。对投资和消费哪个更根本的类似“鸡和蛋哪一个在先”的喋喋不休争论，源于对金融危机的视角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学层面，而对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一叶障目。所谓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就是通过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认识经济现象后面的深层次本质、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规律，理清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找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范式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给人类历史上大的经济学流派以合理定位，推动符合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般化、人类化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的产生与发展，并在此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自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更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知识化进程。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关系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正好像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样——经济关系的对称要求，是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根本动力，而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与各种经济学范式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规律的展开和表现，通过这种转化使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就是实现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隐藏在经济危机后面的经济学发展的契机就是我们把握经济学史上各种经济学理论相互交替的线索，把握经济学发展规律的线索。
马克思《资本论》可以说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产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历史契机，那么同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本运营为主导向知识运营为主导转变时期的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如果说，工业经济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只能产生矛盾辩证法、矛盾逻辑、历史唯物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均衡点”理论与两大部类生产理论、传统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么产生于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新时期的经济危机也同样说明了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历史必然性。只是，正好像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有不同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条件下不同经济危机和不同经济学范式、不同经济学范式背后的不同哲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连接，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揭示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用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来解释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转变的必然性，本身就是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最主要内容。
《资本论》的辩证法是矛盾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只讲遵循客观规律，不讲主客体的相互建构，实质上限制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资本论》和其他西方经济学，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归根结底未能摆脱客体而非主体、科学而非人性、实然而非应然、描述而非规范的经济学范式框架。这是《资本论》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模式”的深层次的根源。《资本论》中蕴含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主体论、历史主体性与历史规律性的矛盾，是《资本论》的悖论。《资本论》的悖论说明：矛盾辩证法不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的只能是对称辩证法。发展只能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是系统工程，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斗争是相对的、同一是绝对的；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称运动规律。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是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化、经济经营化为背景，以提高企业和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目标，以建构和谐社会为归宿建立起来的完整有序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对称辩证法不等于矛盾辩证法，对称经济学性质不同于政治经济学。
经济危机既是反思“左派”经济学的契机，也是反思右派经济学的契机。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是对称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经济学的要害：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他们不懂得对称辩证法，因而也不懂得对称经济学。实践证明：隐藏在右派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们之所以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当旧计划体制失败、作为旧计划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出现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时，中国出现了理论真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并有着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经验，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此间虽有过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但由于缺乏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使论战仅停留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当后者给前者扣上反对改革、想走回头路的帽子时，前者要还手还真的底气不足。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监管、主体与客体、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对称的两极，任何一方失去了对方，自己这一方也就不复存在。这有点像对立统一，但不等于对立统一——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对称，其双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驱动力即双方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左派经济学的矛盾辩证法离对称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对称思维则与对称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相对来讲，左派经济学有更多的思辨色彩，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更具实用主义特征。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不仅是对“左派”经济学的反思，而且也是对右派经济学的反思——所谓“左右派”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称经济学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才能实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
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因此只有懂得对称辩证法，才会懂得对称经济学。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治与经济是对称的；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称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建立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就必须做到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称、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国内生产方式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国内生产方式同国际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或落后于人类总体增长方式转变的脚步，隐含着巨大的危险；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会造成国内泡沫经济。如果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引起，那么国内经济危机则主要是国内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使然。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附庸风雅”、本末倒置。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导、知识产业为龙头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其对应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自觉建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才能使我国充分发挥“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中后来居上。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这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和“改革是一场革命”之间的差距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必须对经济和经济学重新定位。对经济的重新定位，产生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产生经济学的全新范式；而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体现了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际的对称与统一。
全球性金融危机展示了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经济趋势—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的内在联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本质展开为规律、规律展开为现象的过程；而趋势—周期—危机—各种经济领域的测不准关系，就是由经济本质—经济规律展开来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学的逻辑就是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经济发展的对策，推动经济和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规律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从空间上展开的不同经济学范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里，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研究时间、空间、层次对称、转化规律的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对称辩证法作为人类化时代的人类哲学，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从空间来讲，它体现了中西哲学的统一；从时间来讲，完成了人类哲学发展的大圆圈；在逻辑上，它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本原论、历史观、意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统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一。同时，空间、时间、逻辑三者又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指导。对称辩证法，是扬弃了一切哲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哲学，正好像对称经济学是扬弃了一切经济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经济学一样。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枏森教授晚年提出要使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建立哲学的科学体系的设想（黄枏森：《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哲学的科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人认为，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设想是黄先生长期从事的马哲史研究的总结与升华，其学术价值大大超越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空洞说教。“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哲学科学化”，既是逻辑也是历史，既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也是哲学发展的目标。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哲学科学化的逻辑，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哲学史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流派只不过是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它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化的总结。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又把形而上学等同于玄学。就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质来讲，把哲学说成形而上学没错，但把哲学说成玄学，就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程度同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认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哲学科学化”与“哲学是形而上学”这两种提法之间并不矛盾，更不对立；哲学科学化的提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作为科学的哲学（不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哲学）是一般的科学，而不是具体的科学。以往的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当作科学而往往被人看成玄学，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研究对象。其中，“可具体界定”又是“明确”的必要条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本质”、“宇宙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等提法均太抽象，还未具体界定；而只要还未具体界定，就不能算是真正明确。“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一种具体界定，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说明此界定不够完善。只要哲学的对象能通过科学的具体界定得到真正明确，并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形而上学与玄学就不再画等号，哲学与科学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部人类哲学史，就是哲学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其对象不断明确、哲学与玄学渐行渐远、哲学与科学越来越近、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把哲学看成玄学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今时代哲学与科学已走向统一。从逻辑与历史两方面来看，哲学有实证科学的功能，实证科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哲学只有具备实证科学的功能才成其为哲学，实证科学只有具备形而上学的性质才成其为科学。
只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科学可以区分为一般科学与具体科学——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是一般的实证科学，而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只是具体的实证科学。因此，一般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同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关系不是玄学和实证科学的关系，而是一般实证科学和具体实证科学的关系。作为一般实证科学的哲学与作为具体实证科学的科学之间不是并列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概括和指导，并为后者提供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依据。具体科学以具体领域的特殊本质为研究对象，一般科学以宇宙的一般本质为研究对象。什么是宇宙的一般本质？科学的最新成果说明，对称关系就是宇宙的一般本质，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天与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社会的一般本质、宇宙的特殊本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经济社会的一般本质、社会的特殊本质。本质决定规律，一般本质决定普遍规律，宇宙的对称本质决定了对称规律是宇宙的最普遍规律、社会的最根本规律，也决定了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范畴和“矛盾”范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称”是具体科学成果的提升，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因而是实证的；“对称辩证法”和“矛盾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称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质与实证性是内在一致的。真正科学的哲学必须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哲学就是对称哲学——真正科学的哲学就是对称哲学。对称哲学通过“对称”范畴使哲学的对象实证化，通过哲学的对象实证化使哲学本身实证化。特殊本质以一般本质为根据，一般本质制约特殊本质，科学的、实证的哲学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证性提供依据与说明。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的对称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因此所有以不确定的经济“假设”（如“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和非对称的经济要素（如“商品”）为对象和出发点，以非对称的、把实证性和规范性对立起来的纯客观的“实证原则”为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经济学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如果说，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那么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这就是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给我们的启示，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成果就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本人请德高望重的名人为自己的拙作写序仅为了表明自己的原创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前辈的思想有着承前启后的延续性；本书请黄枏森教授作序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对称哲学的产生符合黄教授提出的哲学科学化的要求，是实现黄教授建立哲学的科学体系夙愿的一个尝试。黄枏森教授88岁高龄仍为哲学的科学体系的建设笔耕不止、奔走呼唤，并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非常难得，谨在此表示由衷的钦佩与衷心的感谢！
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思考，其中不少观点和流派针尖对麦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说明了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思考的层次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得以充分暴露。对投资和消费哪个更根本的类似“鸡和蛋哪一个在先”的喋喋不休争论，源于对金融危机的视角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学层面，而对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一叶障目。所谓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就是通过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认识经济现象后面的深层次本质、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规律，理清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找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范式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给人类历史上大的经济学流派以合理定位，推动符合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般化、人类化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的产生与发展，并在此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自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更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知识化进程。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关系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正好像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样——经济关系的对称要求，是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根本动力，而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与各种经济学范式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规律的展开和表现，通过这种转化使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就是实现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隐藏在经济危机后面的经济学发展的契机就是我们把握经济学史上各种经济学理论相互交替的线索，把握经济学发展规律的线索。
马克思《资本论》可以说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产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历史契机，那么同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本运营为主导向知识运营为主导转变时期的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如果说，工业经济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只能产生矛盾辩证法、矛盾逻辑、历史唯物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均衡点”理论与两大部类生产理论、传统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么产生于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新时期的经济危机也同样说明了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历史必然性。只是，正好像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有不同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条件下不同经济危机和不同经济学范式、不同经济学范式背后的不同哲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连接，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揭示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用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来解释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转变的必然性，本身就是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最主要内容。
《资本论》的辩证法是矛盾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只讲遵循客观规律，不讲主客体的相互建构，实质上限制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资本论》和其他西方经济学，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归根结底未能摆脱客体而非主体、科学而非人性、实然而非应然、描述而非规范的经济学范式框架。这是《资本论》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模式”的深层次的根源。《资本论》中蕴含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主体论、历史主体性与历史规律性的矛盾，是《资本论》的悖论。《资本论》的悖论说明：矛盾辩证法不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的只能是对称辩证法。发展只能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是系统工程，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斗争是相对的、同一是绝对的；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称运动规律。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是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化、经济经营化为背景，以提高企业和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目标，以建构和谐社会为归宿建立起来的完整有序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对称辩证法不等于矛盾辩证法，对称经济学性质不同于政治经济学。
经济危机既是反思“左派”经济学的契机，也是反思右派经济学的契机。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是对称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经济学的要害：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他们不懂得对称辩证法，因而也不懂得对称经济学。实践证明：隐藏在右派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们之所以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当旧计划体制失败、作为旧计划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出现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时，中国出现了理论真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并有着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经验，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此间虽有过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但由于缺乏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使论战仅停留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当后者给前者扣上反对改革、想走回头路的帽子时，前者要还手还真的底气不足。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监管、主体与客体、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对称的两极，任何一方失去了对方，自己这一方也就不复存在。这有点像对立统一，但不等于对立统一——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对称，其双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驱动力即双方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左派经济学的矛盾辩证法离对称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对称思维则与对称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相对来讲，左派经济学有更多的思辨色彩，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更具实用主义特征。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不仅是对“左派”经济学的反思，而且也是对右派经济学的反思——所谓“左右派”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称经济学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才能实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
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因此只有懂得对称辩证法，才会懂得对称经济学。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治与经济是对称的；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称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建立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就必须做到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称、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国内生产方式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国内生产方式同国际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或落后于人类总体增长方式转变的脚步，隐含着巨大的危险；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会造成国内泡沫经济。如果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引起，那么国内经济危机则主要是国内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使然。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附庸风雅”、本末倒置。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导、知识产业为龙头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其对应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自觉建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才能使我国充分发挥“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中后来居上。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这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和“改革是一场革命”之间的差距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必须对经济和经济学重新定位。对经济的重新定位，产生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产生经济学的全新范式；而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体现了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际的对称与统一。
全球性金融危机展示了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经济趋势—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的内在联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本质展开为规律、规律展开为现象的过程；而趋势—周期—危机—各种经济领域的测不准关系，就是由经济本质—经济规律展开来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学的逻辑就是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经济发展的对策，推动经济和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规律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从空间上展开的不同经济学范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里，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研究时间、空间、层次对称、转化规律的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对称辩证法作为人类化时代的人类哲学，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从空间来讲，它体现了中西哲学的统一；从时间来讲，完成了人类哲学发展的大圆圈；在逻辑上，它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本原论、历史观、意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统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一。同时，空间、时间、逻辑三者又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指导。对称辩证法，是扬弃了一切哲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哲学，正好像对称经济学是扬弃了一切经济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经济学一样。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枏森教授晚年提出要使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建立哲学的科学体系的设想（黄枏森：《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哲学的科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人认为，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设想是黄先生长期从事的马哲史研究的总结与升华，其学术价值大大超越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空洞说教。“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哲学科学化”，既是逻辑也是历史，既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也是哲学发展的目标。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哲学科学化的逻辑，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哲学史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流派只不过是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它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化的总结。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又把形而上学等同于玄学。就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质来讲，把哲学说成形而上学没错，但把哲学说成玄学，就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程度同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认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哲学科学化”与“哲学是形而上学”这两种提法之间并不矛盾，更不对立；哲学科学化的提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作为科学的哲学（不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哲学）是一般的科学，而不是具体的科学。以往的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当作科学而往往被人看成玄学，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研究对象。其中，“可具体界定”又是“明确”的必要条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本质”、“宇宙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等提法均太抽象，还未具体界定；而只要还未具体界定，就不能算是真正明确。“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一种具体界定，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说明此界定不够完善。只要哲学的对象能通过科学的具体界定得到真正明确，并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形而上学与玄学就不再画等号，哲学与科学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部人类哲学史，就是哲学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其对象不断明确、哲学与玄学渐行渐远、哲学与科学越来越近、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把哲学看成玄学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今时代哲学与科学已走向统一。从逻辑与历史两方面来看，哲学有实证科学的功能，实证科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哲学只有具备实证科学的功能才成其为哲学，实证科学只有具备形而上学的性质才成其为科学。
只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科学可以区分为一般科学与具体科学——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是一般的实证科学，而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只是具体的实证科学。因此，一般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同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关系不是玄学和实证科学的关系，而是一般实证科学和具体实证科学的关系。作为一般实证科学的哲学与作为具体实证科学的科学之间不是并列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概括和指导，并为后者提供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依据。具体科学以具体领域的特殊本质为研究对象，一般科学以宇宙的一般本质为研究对象。什么是宇宙的一般本质？科学的最新成果说明，对称关系就是宇宙的一般本质，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天与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社会的一般本质、宇宙的特殊本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经济社会的一般本质、社会的特殊本质。本质决定规律，一般本质决定普遍规律，宇宙的对称本质决定了对称规律是宇宙的最普遍规律、社会的最根本规律，也决定了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范畴和“矛盾”范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称”是具体科学成果的提升，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因而是实证的；“对称辩证法”和“矛盾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称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质与实证性是内在一致的。真正科学的哲学必须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哲学就是对称哲学——真正科学的哲学就是对称哲学。对称哲学通过“对称”范畴使哲学的对象实证化，通过哲学的对象实证化使哲学本身实证化。特殊本质以一般本质为根据，一般本质制约特殊本质，科学的、实证的哲学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证性提供依据与说明。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的对称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因此所有以不确定的经济“假设”（如“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和非对称的经济要素（如“商品”）为对象和出发点，以非对称的、把实证性和规范性对立起来的纯客观的“实证原则”为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经济学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如果说，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那么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这就是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给我们的启示，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成果就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本人请德高望重的名人为自己的拙作写序仅为了表明自己的原创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前辈的思想有着承前启后的延续性；本书请黄枏森教授作序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对称哲学的产生符合黄教授提出的哲学科学化的要求，是实现黄教授建立哲学的科学体系夙愿的一个尝试。黄枏森教授88岁高龄仍为哲学的科学体系的建设笔耕不止、奔走呼唤，并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非常难得，谨在此表示由衷的钦佩与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