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西安事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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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西安机场上军乐响亮，旗帜飞扬，穿着笔挺军服和其他衣着光鲜者，人数众多，外围警戒的部队围了好几圈，显然是迎接哪个大人物的驾临，这个大人物就是蒋介石。
这次蒋介石飞赴西安，是来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的中央军，把中国共产党及所属部队赶到蒙古边境上去。
此前，张学良的部队曾经进攻过红军，但遭到惨败。张、杨遂与延安达成默契，互不侵犯，暗中接济红军。
此时，全国抗议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学生、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而蒋介石却还想鼓动失去了家乡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去杀红军，理所当然遭到张、扬二人的反对，并在12月12日起了兵变——西安事变。张、扬二人随即通电全国，要求重建抗日政府，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
就在全国人民以为这次蒋落在了他屠杀了无数人的共产党人手里，肯定在劫难逃时，中国共产党却选择了逼蒋抗日，和张学良一起，放蒋回了南京。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万里长征的生死考验后，逐渐成熟的表现！
但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对张学良等进行了谴责。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苏联的最高机关报《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就甚至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在斯大林答复中共中央，对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大林的电报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尚好，这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各方面援助。斯大林说：“只要蒋介石能够抗日，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某些领导的杀蒋计划，要中国共产党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后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第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少人主张杀蒋的态度是反对的。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第二，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共中央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莫斯科回电反对共产党杀蒋的主张，其实，这早在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中。但他们大都很气愤，据说毛主席气得直跺脚。中共中央领导生气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未和中国的同志们商量，就公开谴责张学良等，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十分明显；二是对张学良等的反对意见，应该有中共转达吧，否则中共派去西安的不少人员，包括周恩来副主席，岂不是有生命危险了吗？于是延安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
后来，斯大林又亲自草拟了电报，劝告中共中央说：“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后来解密苏联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国共产党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打倒蒋介石对苏联没有好处。”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时激动，怂恿张、扬杀了蒋，激起了国内拥有兵权的各地方武装争夺控制权，那对整个中华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来说，肯定是个无以复加的灾难！事实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历史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二）
西安事变让少帅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张少帅以此洗刷了他在东北九一八时，具体实行不抵抗政策所留下的骂名。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而前文中莫斯科的指责就是指张那次的所为。
（三）
多年后，张学良围绕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过来之人谈得要具体、生动、深刻的多得多。
张学良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张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为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所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可信度。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不是很长，但他跟日本人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少数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为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
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乃兵家常事，具体的胜败不论，但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当年的“剿共”，就感到伤心，他说，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上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这位海陆空副总时令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因为房子都被烧了嘛。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还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他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啊！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经过是这样的，他带兵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原来她就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一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子，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剿匪”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子，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跟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可多了。有个国军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原以为是很高兴的事。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了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那国军军队的长官都让老百姓给炸死了呀。
（四）
在谈到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时，张学良说，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啊，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我曾经的结拜兄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
蒋先生当时还说我是反革命。但国民党还是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等等。这帮坏蛋，真是让人伤心啊。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支持他们。
（一）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西安机场上军乐响亮，旗帜飞扬，穿着笔挺军服和其他衣着光鲜者，人数众多，外围警戒的部队围了好几圈，显然是迎接哪个大人物的驾临，这个大人物就是蒋介石。
这次蒋介石飞赴西安，是来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的中央军，把中国共产党及所属部队赶到蒙古边境上去。
此前，张学良的部队曾经进攻过红军，但遭到惨败。张、杨遂与延安达成默契，互不侵犯，暗中接济红军。
此时，全国抗议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学生、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而蒋介石却还想鼓动失去了家乡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去杀红军，理所当然遭到张、扬二人的反对，并在12月12日起了兵变——西安事变。张、扬二人随即通电全国，要求重建抗日政府，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
就在全国人民以为这次蒋落在了他屠杀了无数人的共产党人手里，肯定在劫难逃时，中国共产党却选择了逼蒋抗日，和张学良一起，放蒋回了南京。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万里长征的生死考验后，逐渐成熟的表现！
但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对张学良等进行了谴责。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苏联的最高机关报《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就甚至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在斯大林答复中共中央，对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大林的电报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尚好，这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各方面援助。斯大林说：“只要蒋介石能够抗日，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某些领导的杀蒋计划，要中国共产党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后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第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少人主张杀蒋的态度是反对的。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第二，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共中央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莫斯科回电反对共产党杀蒋的主张，其实，这早在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中。但他们大都很气愤，据说毛主席气得直跺脚。中共中央领导生气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未和中国的同志们商量，就公开谴责张学良等，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十分明显；二是对张学良等的反对意见，应该有中共转达吧，否则中共派去西安的不少人员，包括周恩来副主席，岂不是有生命危险了吗？于是延安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
后来，斯大林又亲自草拟了电报，劝告中共中央说：“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后来解密苏联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国共产党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打倒蒋介石对苏联没有好处。”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时激动，怂恿张、扬杀了蒋，激起了国内拥有兵权的各地方武装争夺控制权，那对整个中华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来说，肯定是个无以复加的灾难！事实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历史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二）
西安事变让少帅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张少帅以此洗刷了他在东北九一八时，具体实行不抵抗政策所留下的骂名。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而前文中莫斯科的指责就是指张那次的所为。
（三）
多年后，张学良围绕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过来之人谈得要具体、生动、深刻的多得多。
张学良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张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为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所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可信度。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不是很长，但他跟日本人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少数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为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
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乃兵家常事，具体的胜败不论，但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当年的“剿共”，就感到伤心，他说，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上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这位海陆空副总时令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因为房子都被烧了嘛。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还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他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啊！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经过是这样的，他带兵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原来她就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一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子，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剿匪”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子，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跟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可多了。有个国军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原以为是很高兴的事。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了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那国军军队的长官都让老百姓给炸死了呀。
（四）
在谈到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时，张学良说，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啊，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我曾经的结拜兄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
蒋先生当时还说我是反革命。但国民党还是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等等。这帮坏蛋，真是让人伤心啊。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支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