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进行中的第四轮历史大循环：现代平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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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bbccdb3214da4ab3a6df48cb02674dc1_5">第六章 进行中的第四轮历史大循环：现代平民社会</h2>
中国走入第四轮历史大循环的途径，是革命与战争。这个有着伟大历史记忆，也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民族，在自身内在困境的逼迫下，在现代世界秩序的冲击下，以一种最为激烈的政治表现形式，推进着其内在历史需求的现实化过程。
中国历史在20世纪呈现为革命与战争，与此前历次王朝变迁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它内蕴着一种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精神自觉。这种精神自觉不可能马上给出恰当的历史方向，但是它使得这个民族不再甘于顺从时运的摆布，而是渴望着更加积极的自我实现，开启了一种尝试主动创造、把握自身命运的努力。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后进国家往往要经历激进的政治转型，中国革命史是对此逻辑的一个延续。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十年，如果算上拿破仑战争，则是持续了二十五年，在西方被称为“史诗般的”革命；而中国追求自我实现的艰难历程，时长数倍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牺牲之巨，更是数倍于法国大革命，其中所呈现的深刻历史意义，相当程度上亦甚于法国大革命。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将人性当中最伟大的牺牲与最卑劣的算计，统统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场域中呈现了出来；它将一个占了人类四分之一的古老民族从沉滞的历史中惊醒，为其赋予了现代的激情，并因其超大规模性，而在20世纪中后期对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巨大冲击的历史意义，还有待这个民族以更加深刻的历史自觉去理解与把握，才能真正将其引领上建设性的方向；但更深刻自觉的前提，无疑是对20世纪革命与战争历史的理解与把握。
我们之所以还需更进一步的精神自觉，在于20世纪的革命与战争还给中国历史的进程带来一个深刻矛盾。老大帝国渴求着现代转型，应当借助于外部的助力，从已绵续近千年的“伦理官僚世界”进展到“政治世界”；但是其转型有赖于革命，而革命本身的强度，却正有赖于革命理想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由内及外的贯透能力。于是，古代的文明理想被现代的革命理想所置换，这个民族从古典的“伦理官僚世界”，一转进入到一种更具笼罩性的现代的“伦理官僚世界”。它一方面在20世纪中后期乃至21世纪初期实现了远超前人想象的成就，一方面却更加深了转型前的某些困境。
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预示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壮阔波澜，但这只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开场；还有更加深刻与伟大的时刻尚未到来，需要这个民族通过更加深刻的精神自觉，在未来将其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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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入第四轮历史大循环的途径，是革命与战争。这个有着伟大历史记忆，也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民族，在自身内在困境的逼迫下，在现代世界秩序的冲击下，以一种最为激烈的政治表现形式，推进着其内在历史需求的现实化过程。
中国历史在20世纪呈现为革命与战争，与此前历次王朝变迁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它内蕴着一种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精神自觉。这种精神自觉不可能马上给出恰当的历史方向，但是它使得这个民族不再甘于顺从时运的摆布，而是渴望着更加积极的自我实现，开启了一种尝试主动创造、把握自身命运的努力。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后进国家往往要经历激进的政治转型，中国革命史是对此逻辑的一个延续。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十年，如果算上拿破仑战争，则是持续了二十五年，在西方被称为“史诗般的”革命；而中国追求自我实现的艰难历程，时长数倍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牺牲之巨，更是数倍于法国大革命，其中所呈现的深刻历史意义，相当程度上亦甚于法国大革命。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将人性当中最伟大的牺牲与最卑劣的算计，统统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场域中呈现了出来；它将一个占了人类四分之一的古老民族从沉滞的历史中惊醒，为其赋予了现代的激情，并因其超大规模性，而在20世纪中后期对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巨大冲击的历史意义，还有待这个民族以更加深刻的历史自觉去理解与把握，才能真正将其引领上建设性的方向；但更深刻自觉的前提，无疑是对20世纪革命与战争历史的理解与把握。
我们之所以还需更进一步的精神自觉，在于20世纪的革命与战争还给中国历史的进程带来一个深刻矛盾。老大帝国渴求着现代转型，应当借助于外部的助力，从已绵续近千年的“伦理官僚世界”进展到“政治世界”；但是其转型有赖于革命，而革命本身的强度，却正有赖于革命理想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由内及外的贯透能力。于是，古代的文明理想被现代的革命理想所置换，这个民族从古典的“伦理官僚世界”，一转进入到一种更具笼罩性的现代的“伦理官僚世界”。它一方面在20世纪中后期乃至21世纪初期实现了远超前人想象的成就，一方面却更加深了转型前的某些困境。
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预示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壮阔波澜，但这只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开场；还有更加深刻与伟大的时刻尚未到来，需要这个民族通过更加深刻的精神自觉，在未来将其现实化。